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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看不懂的书,让我们快乐又自由地生活──专访张正及「带一本

原创 K生活墙 作者: 时间:2020-06-14 05:51:29 165

一本看不懂的书,让我们快乐又自由地生活──专访张正及「带一本

「你看那些乡土剧里,每个人都是总裁董事,但从头看到尾,他们的生活里连一个外佣都没出现,」张正说,「你不觉得这一点都不现实吗?」

初次见面马上就聊起关于移工的问题,因为这些明明大量存在、却常被大家视而不见的日常风景,这些年来,一直是张正心之所繫的关怀重点。毕竟目前合法在台湾工作或居留的东南亚外籍移工约有五十四万人,包括看护工、工地劳工、渔工及家庭看护与帮佣等等。加上外籍配偶,这些漂洋过海在这里工作或生活的外籍朋友,早就已经成为本地社会的一部分。

「其实我也是一直到念了东南亚研究所、读了东南亚的历史后,才发现我对那里根本不了解。」张正没有东南亚血统、没有外籍配偶,会开始关心国内的外籍移民及移工,其实完全是因缘巧合。

廿世纪九零年代后半,张正开始在《立报》工作,新世纪伊始,他回头念东南亚研究所。当时在台湾的外籍配偶,一年大约增加一万人,其中以越南裔的女子居多──越南的风俗民情与台湾相近,宗教信仰也相仿,加上越南女孩给人的印象是个性任劳任怨、勤俭持家,许多在台越两地奔波经营的台商,于是选择迎娶越南新娘。

2005 年,张正到越南去待了四个月,回台之后,《立报》、《破报》的发行人成露茜找他办了以东南亚语文为主、中文为辅的《四方报》。2006 年最早发行的越南文版是最成功的一份,华侨、留学生、外籍配偶等等都是忠实读者。

《四方报》的内容包括东南亚各地新闻、译成外语的台湾本地新闻,以及移工朋友们的投书,除了资讯流通的功能外,还有串连社群的作用。「现在回想起来,《四方报》的 timing 对了。」张正回忆着,「移工数量快速成长到了某个阶段,我们社会却没有出现相对的回应。《四方报》的出现,正好满足了移工朋友们相互沟通、解除乡愁的需求。」

「相互沟通、解除乡愁」这类需求,近来已逐渐被智慧型手机取代,但张正认为移工朋友们的需求不只这些。

「待在越南那四个月,我深切感受到身处异乡时读到自家文字的感动;在国外读到华文的出版品,感觉彷彿周围的时空在剎间被切开了,彷彿那时我不在越南,而在台湾。」张正笑着说,「那四个月只要是华文的出版品我都拿来读,连佛经都没放过。」

因为这样的经验,所以张正一直想在台湾为移工朋友开一家东南亚书店,因为国内虽然有些书店会贩售外文书、也有书店以经营特定语种的图书为其专业特色,但几乎找不到贩售东南亚语系文字的书店。

但是想开书店,就会有「书从哪里来?」和「客从哪里来?」这两个首要问题需要面对。国内比较成熟的图书进口通路集中在英文及日文,鲜少与东南亚出版业打交道的进口代理厂商,遑论固定合作进书。没有书,当然也就没有书店,书从哪里来?很伤脑筋。「客从哪里来?」的问题相对容易一些,张正把朋友从印尼带回来的一些印尼文书籍带到印尼帮佣的聚集地测试,发现移工们对于可以读到印着故乡文字的书籍相当兴奋。

张正没打算利用书店营利,移工朋友们对书籍的反应让他信心大增,于是写了企划向文化部提案,确定获得补助之后,又在移工群聚的桃园寻找合适地点,动手整理环境,「有了书店的空间之后,我希望这个空间也能让移工朋友进行写作或绘画之类的创作。」张正说明。

书店计划渐渐成型后,张正正式发起「带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回台湾」运动,邀集往来东南亚的台商或到东南亚旅游的游客,在当地购买以当地文字印刷的书籍,带回台湾;许多独立书店、社区大学、大学教授、东南亚小店及「Readmoo 电子书店」,都自愿担任这个计划的收书点,将收到的东南亚出版品转给张正的书店:「望见书间」。

「取名『望见』的意思,一是让移工朋友回头看看故乡的文字,」张正解释,「另一个意思,则是要我们也回头看看:移工朋友不见得就是需要我们管理、辅导、补助的族群,我们应该很单纯地回到基本,以『人』的身分,平等地彼此了解。」

下回到东南亚出差、游玩,或者接待来自东南亚的客户时,别忘了帮「望见书间」带些书回来。这些我们看不懂的书,意义比我们想像得更大。

「如果我觉得无聊,我就读书;如果我开始读书,我就觉得自由;读书及写作,让我快乐又自由。」

这是张正举办的「移工文学奖」第一届优选者告诉张正的话。协助他们阅读、鼓励他们写作、录下他们歌唱的模样……张正做的种种尝试,原初的出发点都是相同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这座岛上生活的人。

而我们要快乐又自由地生活。

    逃/我们的宝岛,他们的牢离:我们的买卖,她们的一生《逃/我们的宝岛,他们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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